较之于在市场中追求财富，个人从国库中追求福利可能会更加贪婪，因为前者以等价交换为基础，而后者则通常只需较少的付出（比如审查自己是否满足特定法律的前提条件）即可获得较大收获。

其实，无论是强调货币宪法在内容上的宪法属性，还是赋予货币宪法以形式上的刚性特征，种种缜密的顶层设计均表明了在民主政制中对货币发行权的宪法认识和态度。[46]英国学者A#8226;沃尔斯特曾经在反对为实现欧洲经济货币统一的多洛尔方案时提出了欧洲货币宪法的构想。

究其原因在于，首先，因理解并察觉到具有时滞性与复杂性的通货膨胀及其危害性的边际成本过高所造成的选民理性的无知，正是政府所乐意看到的现象，即通货膨胀财政所要求的显性结构性减税与公共开支扩增是纳税人所期盼的，而抑制通货膨胀措施对于经济发展和就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则为民众所抵触。如果缺少权威性的宪法规制，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其实，藉由一部合理的货币宪法限制民主政府货币发行权的理念至少可追溯到1800年，而且该理念深受众学者的青睐。不过，令人欣慰的是，2009年由美国货币学会起草的《美国货币法案》(THE AMERICAN MONETARY ACT)横空出世。但是诚如马格利特·利瓦伊的经典论述，统治者是掠夺性的。

另外，严谨的理论设计还必须辅之以缜密的制度构建,货币宪法的理论设计若想付诸于实施并取得成效就必须具有配套的制度建构。全球经济复苏的乏力，时时撞击着政府组织的治理能力。近代革命的特点是将人民意志或者公意（卢梭）凌驾于一切权力和法律之上，这构成了一种新的绝对主义，〔[36]〕结合中国革命的救亡与富强意识，则与此相伴随的就是人民的解放、社会幸福、公共自由以及国家的生存被置于个体自由之上，〔[37]〕并因此之名，宣布大革命应永远进行下去。

〔[52]〕韩大元教授认为，《共同纲领》只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制宪权之行使，参考韩大元：论1949年《共同纲领》的制定权，《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五四的领袖虽然鼓吹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他们自幼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毕竟摆脱不掉那根深蒂固的群体意识，这可以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追寻的更多是人的解放（包括经济和人性），而非相对于国家的那种个体自由，在国家利益之下，个体自由应有所牺牲。但这种立宪的逻辑在建国和立宪完成之后就需要发生转变，而不能以紧急状态、国家生存等理由取消宪法的规范性和宪法不断自我证成的能力。参见王汉斌，同上注，页65。

〔[33]〕 从上述的发展脉络中可看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在于救亡及解放优于自由，在前述任务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远景之下，自由要让位于国家，或者个体自由要融入到一个整体的社会、民族或者国家的概念之中（群的概念），进而实现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与社会正义和实质平等观念联系在一起的。〔[90]〕这一转变是通过国家推动与社会内生两种因素相辅相成的得以实现的。

换句话说，人民意志的同一性是客观存在的，而国家权力和宪法都是这种同一性的体现。因为，结合施米特在《宪法学说》中继制宪权一章之后紧接着对宪法正当性的探讨可以得知，施米特所反对的是任何事先的自然法、伦理道德规范等对于制宪权行使的事先约束，但制宪权的行使并非等同于赤裸裸的权力，内含于制宪权本身的正当性就在于它所体现的是人民作为制宪权主体的政治意志。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参考韩大元：宪法实施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

然而，社会局势到了今天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在今天价值多元的社会背景下，再用政治上的多数排斥少数，则制宪权本身与制宪权表达之间的差距就显得尤为刺眼，所谓国民意志也很难像启蒙时期有一个明确的共同奋斗的目标，因此制宪权表达中的规范性就在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变得虚化和模糊，而且基于多数的制宪权表达如果被赋予一种正当性，则会在实践中经常性的被滥用和盗用，并且成为一种新的、形式上被赋予正当性的专权。??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相互区别，又是相互统一的。这种人民意志具有直接性，它要求能够在一切规定手续和程序之外获得表达，但人民直接作出的政治决断的进一步实施和表述需要一个组织，一套程序，为此，近代民主制实践发展出一些特定的惯例和习惯。但若将全面修宪仅定性为宪法修改权的行使，则又不能概括全面修宪所带来的根本差异。

〔[34]〕从《新青年》的发展来看可以明显透射出其后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推崇。正是基于这一区别，人民意志在中国就既成为国家权力的源泉，也成为宪法的源泉，二者同源的后果便是，来源于人民意志的国家权力是可以不受宪法约束的，或者可通过国家目的任意决定宪法的性质。

〔[15]〕阿伦特，同上注，页18。今天中国在宪法理论或者宪法学方法论上的争论实际已经超越了法学的范畴，而进入到一种更为宏大的国家话语体系当中。

2. 制宪权理论的现实困境 虽然就理论而言，全面修宪具有制宪权的属性，但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制宪权理论本身是否存在固有的困境？在今天，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制宪权的建构？我们能不能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制宪行为中发现其中的政治决断，并进而影响到宪法学理论的建构？ 比较而言，施米特的制宪权理论更为贴近政治现实。因此，建国的正当性必然是在宪法之外的其它要素，一种革命性的理论，具体在中国，就是体现人民意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43]〕其复杂性体现有二：一为公意是否是同一的（Identit?t）。由于中国革命当中蕴含着一种非常急迫的事关国家存亡的救亡与富强的意识在内，因此，自由就绝非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任务。〔[27]〕[美]余英时：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载氏著《现代儒学论》，见前注25，页192。新中国的成立是与建国前夜所通过的《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共同纲领》构成了新中国国体与政体的基础。

〔[7]〕参考[法]西耶斯著，冯棠译：《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页59。〔[46]〕围绕谁是人民这个问题，则更具争论，其中施米特所言的区分敌我，则与其宪法理论中的人民的同质性是一脉相承的，而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划分也是在界定谁是人民，其目的在于确保人民意志的同一性，进而确保国家作为政治的统一体。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我国1954年宪法的通过过程就会面临理论上的困难。相反的，他们都是在建立新的群体秩序这一大前提之下，倡导个性解放、个人自主的。

尽管制宪权的行使绝非是完全自由任意为之，而是要受制于具体-历史环境下的时代精神特质、伦理-风俗道德上的原则（而非自然法上的原则），但这种时代精神的发现毋宁也是困难的，我们只能有限的、而非完全的通过先定的方式预设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只能在行动中不断的得以自我揭示，制宪权同样如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制宪权本身与制宪权的表达。芦部信喜，同上注，页43。

事实上，任何历史上的所谓立宪时刻都不是这么理想化的，立宪无疑是一个过程，通过不断的实践、解释、判例、冲突与冲突之解决而不断得以丰满。在立宪主义的历史上也不乏这种争论，围绕制宪权的争论便体现出这一点。宪法存在的必要性就在于防止人民的恣意与专断，防止人民意志的不受控制、无法认清或者民主同一性的无法实现，也在于防止人民意志转换为国家意志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在这里，西耶斯提出了三个时期的理论，〔[74]〕对自然法、制宪权与宪定权进行了分阶段的处理，在其中，西耶斯将国民意志、共同意志或者卢梭意义上的公意在第一阶段进行了处理，认为共同意志当中蕴含了个体意志与相互承认，也就是说，人民主权本身就蕴含了自然法的理念。

〔[2]〕施米特曾强调在例外状态中，国家的生存证明了其对于法规范有效性具有确凿无疑的优先性，在例外状态中，国家凭借其自我保存权而悬置了法，参见C. Schmitt, Politische Theologie. Vier Kapitel zur Lehre von der Souver?nit?t, 9. Aufl., Berlin 2009, S. 18f. 〔[3]〕关于主权在宪法国家中处于隐退的境地，可参考D. Grimm, Souver?nit?t: Herkunft und Zukunft eines Schlüsselbegriffs, Berlin 2010, S. 69ff. ：潜藏的主权。〔[93]〕82年宪法在制定时，参照的是1954年宪法，而不是1978年宪法，王汉斌曾回忆道在通常情况下，修宪应以前一部宪法即1978年宪法为基础。

〔[66]〕 由于人民意志是流动、无常形且不受任何规范约束的，因此在宪法制定之后，人民仍然握有重新制宪的权力，但再次制宪的行使并不意味着国家延续性的断裂，因为按照施米特的说法，只要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人民并未发生变化，换言之，只要制宪权主体并未发生变化，则国家的连续性就未遭到破坏。〔[44]〕对于施米特政治理论中隐含的神学基础可参见[德]迈尔著：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载迈尔著、朱雁冰等译：《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9页下、47页下，61页下。

因此在制宪权问题上就容易陷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97]〕 在这个问题上，黑塞的一段话或许足以发人深省： 没有人会希望我们在这里所暗示的宪法的规范化与政治、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会演变成二者之间的严重冲突。

〔[26]〕在《新青年》早期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中，虽然仍隐含有立人之于立国的工具意义，但却极力强调个体的自主地位并表现出对个性的痴迷，使个体优于社会、甚至国家，一改梁启超以来的国家观念，但后期这种立场发生很大改变，关于《新青年》中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流变可参考张宝明著：《现代性的流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115页下。尽管近代以来，民主作为一种正当性基础已经备受承认，但民主为何物却备受争议。〔[57]〕 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的蜕变可以看出，新中国的制宪是完全融入到国家的目的、政治的决断或者说人民意志的整合过程当中了，从而也就不可避免的丢失了其本身的独立性。黑勒则不同，黑勒虽然认同主权所具有的决断性以及国家意志统一的现实性，而法律系统的同一性以及特殊性是主权的国家意志的表达，但黑勒同时认为这种决断要受制于一般的法原则（Rechtsgrunds?tze）以及国际法的原则，参考H. Heller, Die Souver?nit?t. Ein Beitrag zur Theorie des Staats- und V?lkerrechts, in: d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I, 2. Aufl., Tübingen 1992, S. 99ff., 111ff. 141ff. 而如上文所述，凯尔森则看到这种意志性的主权论对于法规范的颠覆作用，因此主张从法理论中排除出来。

[美]沃格林著，张新樟、刘景联译：《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07-108。德莱叶认为，凯尔森民主理论虽然看似是形式意义上的，而非施米特式的预设了实质的前提，但凯尔森的民主理论仍然有其基础值，即自由和平等，并反对任何形式的绝对统治，包括多数人的绝对统治，基于此凯尔森就将其民主理论与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结合在一起，参见H. Dreier (Fn. 18), S. 251ff., 262ff.。

另外，施米特也将其理论与事实权力关系区分开来，因为制宪并非纯粹权力的结果，而必须体现真正的人民意志决断。〔[73]〕尤其是在国际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也间接表明了这一点。

〔[88]〕54年宪法和82年宪法之所以被普遍视为是比较成功的两部宪法，就在于这两部宪法的政治属性最少，而法律属性最多。阿伦特，见前注15，页140、141、149下。